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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统计思想及统计工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文就统计思想体系及其在统计工作的指导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统计思想;统计工作;影响
在当前我国统计工作中,认清统计的真谛、领会统计思想,对统计本身来讲,有利于提高统计水平和统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对外界而言,有利于树立别的工作及别的理论不能取代和比拟的统计权威。
统计思想是指统计工作中应树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上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基础,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也是统计工作中应遵守的指南。这里统计思想是指统计不同于别的学科所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树立统计权威的基础。
统计的总体思想使统计始终要站在研究对象的整体角度来看问题,形成了大量观察法和大数定律等一系列认识规律。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大局”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要求统计工作者在工作中,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因为,总体资料是由作为承担者的个体身上搜集后综合而来的,而个体资料千差万别,有些界限还不好判断。这时就需要站在总体的角度,看哪些符合总体要求,哪些不符合总体要求,避免“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避免偏离统计本身的功能。
均值是对所要研究对象的简明而重要的代表。均值概念几乎涉及所有统计学理论,是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它告诉我们统计认识问题是从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侧重点不在总规模或个体,体现了数量观和推断观。均值思想也要求从总体上看问题,但要求观察其一般发展趋势,避免个别偶然现象的干扰,故也体现了总体观。
统计研究同类现象的总体特征,它的前提则是总体各单位的特征存在着差异。如果各单位之间不存在差异,也就不需要做统计,如果各单位之间的差异是按已知条件事先可以推定,也就不需要用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就是要认识事物数量方面的差异。统计学反映变异情况较基本的概念是方差,是表示“变异”的“一般水平”的概念。可以说,均值与方差这两个概念分别起到“隐异显同”和“知同察异”的作用。平均与变异都是对同类事物特征的抽象和宏观度量。
估计以样本推测总体,是对同类事物的由此及彼式的认识方法。使用估计方法有一个预设: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性质,样本才能代表总体,但样本的代表性受偶然因素影响,在估计理论对置信程度的测量就是保持逻辑严谨的必要步骤。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变化中,经常出现一些事物相随共变或相随共现的情况,总体又是由许多个别事务所组成,这些个别事物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所研究的事物总体是在同质性的基础上形成。总体中的个体之间、这一总体与另一总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相关概念表现的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拟合是对不同类型事物之间关系之表象的抽象。任何一个单一的关系必须依赖其他关系而存在,所有实际事物的关系都表现得非常复杂,这种方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势的拟合。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趋势,趋势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体现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统计方法总是归纳性的,其结论永远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基于局部特征和规律所推广出来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可信,检验过程就是利用样本的实际资料来检验事先对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假设是否可信。
统计工作应包括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统计分析、统计信息应用和发布等D 个环节;而作为统计工作成果的统计资料显然应包括调查的原始资料,整理的系统资料和分析的深度加工资料;统计学研究统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研究统计资料的可行性、可信性和可用性。3个涵义之间存在着严密的辨证关系。
统计工作的5个环节中,设计是基础,说统计学是方法论的科学,最主要的就体现在统计设计上;统计工作能否达到目的,关键也在于设计。若把统计工作看作是产品生产过程,统计设计就相当于产品设计,统计调查就是施工,统计整理就是组装,统计分析就是质量检验与分析,统计信息应用与发布就是广告宣传与销售。每一环节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设计和分析是技术性、理论性最强的工作,统计的特殊功能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环节上。统计设计实际上是告诉操作者怎样去调查,怎样去整理;分析与信息发布就是告诉用户统计可以达到什么目的,而这些目的是别的专业达不到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对统计如此重视,联合国为什么专门设立统计委员会,关键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今天的社会,统计已相当发达,无论是资料搜集方法研究,还是统计规律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或者说认识统计总体。统计工作者从调查开始到整理出对外服务的系统资料,这一过程使人们对统计总体的外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再从数字后面找出内部特征,就能总结出现象发展的规律性,结合社会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可以提出管理社会经济的有效建议。统计指标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由统计指标所核定的数量是有科学涵义的,指标之间是有严密分工的。因此,统计分析是别的分析所不能比拟的。
统计学虽然在20 世纪已经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 但还没有成熟为一个具有完整稳固基础的知识领域, 因为就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其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是如此之大、我们所面临的未知是如此之多而不得不需要不断夯实和拓展其学科基础, 以保证统计学定量认知的职能与功能。所以, 从人类不断增加和提高的对统计的要求出发,我们要更强调多学科的交叉与相融, 要不断汲取其他相关学科例如数学、复杂系统科学、混沌学、仿真学、计算机学等的最新发展成果来补充、拓展统计学的基础, 否则,统计学的发展就会缺乏生命力, 就会裹足不前。
在市场经济时期,全面系统的统计工作却需要具有一定统计业务基础、专业技术和相对固定的统计人员来完成。相对稳定的统计队伍,可以积累经验,为企业管理做出更大、更快捷的贡献。如果责任心不强、上进心不足、业务素质低下,势必贻误正常工作。统计人员要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同时,企业单位,行业系统,尤其是企业集团需要具有责任心、富有时代感,并有开拓创新精神与较高业务素质,能带领同事一道学习与工作的统计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人员应自尊,要自信、自强,方能自立。统计人员务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争取创新,多出成果。与此同时,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应为统计人员创造机会,组织他们学习统计知识及相关的业务知识、法律制度和微机知识,支持他们参加统计工作会议,鼓励统计人员参加业务水平和技术职称的考试,引导他们积极提供统计资料,主动参与企业管理,对工作积极并有较大贡献或较快进步者,应该及时给予表彰。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计学在我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重视,统计思想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统计工作将会不入更高的一层台阶。
〔1〕思想探讨[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6,(04)
〔2〕庞有贵.统计工作及统计思想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03)
〔3〕唐源鸿.统计学的普及及应用[j].经营管理者,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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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统计工作中,认清统计的真谛、领会统计思想,对统计本身来讲,有利于提高统计水平和统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对外界而言,有利于树立别的工作及别的理论不能取代和比拟的统计权威。
统计学虽然在20 世纪已经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 但还没有成熟为一个具有完整稳固基础的知识领域, 因为就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其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是如此之大、我们所面临的未知是如此之多而不得不需要不断夯实和拓展其学科基础, 以保证统计学定量认知的职能与功能。所以, 从人类不断增加和提高的对统计的要求出发,我们要更强调多学科的交叉与相融, 要不断汲取其他相关学科例如数学、复杂系统科学、混沌学、仿真学、计算机学等的最新发展成果来补充、拓展统计学的基础, 否则,统计学的发展就会缺乏生命力, 就会裹足不前。
在市场经济时期,全面系统的统计工作却需要具有一定统计业务基础、专业技术和相对固定的统计人员来完成。相对稳定的统计队伍,可以积累经验,为企业管理做出更大、更快捷的贡献。如果责任心不强、上进心不足、业务素质低下,势必贻误正常工作。统计人员要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同时,企业单位,行业系统,尤其是企业集团需要具有责任心、富有时代感,并有开拓创新精神与较高业务素质,能带领同事一道学习与工作的统计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人员应自尊,要自信、自强,方能自立。统计人员务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争取创新,多出成果。与此同时,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应为统计人员创造机会,组织他们学习统计知识及相关的业务知识、法律制度和微机知识,支持他们参加统计工作会议,鼓励统计人员参加业务水平和技术职称的考试,引导他们积极提供统计资料,主动参与企业管理,对工作积极并有较大贡献或较快进步者,应该及时给予表彰。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计学在我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重视,统计思想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统计工作将会不入更高的一层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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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虽然在20 世纪已经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 但还没有成熟为一个具有完整稳固基础的知识领域, 因为就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其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是如此之大、我们所面临的未知是如此之多而不得不需要不断夯实和拓展其学科基础, 以保证统计学定量认知的职能与功能。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简谈统计思想及其对统计工作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统计思想及统计工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文就统计思想体系及其在统计工作的指导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统计思想;统计工作;影响
简谈统计思想及其对统计工作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统计工作中,认清统计的真谛、领会统计思想,对统计本身来讲,有利于提高统计水平和统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对外界而言,有利于树立别的工作及别的理论不能取代和比拟的统计权威。
统计思想是指统计工作中应树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上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基础,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也是统计工作中应遵守的指南。这里统计思想是指统计不同于别的学科所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树立统计权威的基础。
统计的总体思想使统计始终要站在研究对象的整体角度来看问题,形成了大量观察法和大数定律等一系列认识规律。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大局”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要求统计工作者在工作中,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因为,总体资料是由作为承担者的个体身上搜集后综合而来的,而个体资料千差万别,有些界限还不好判断。这时就需要站在总体的角度,看哪些符合总体要求,哪些不符合总体要求,避免“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避免偏离统计本身的功能。
1.均值思想。
均值是对所要研究对象的简明而重要的代表。均值概念几乎涉及所有统计学理论,是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它告诉我们统计认识问题是从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侧重点不在总规模或个体,体现了数量观和推断观。均值思想也要求从总体上看问题,但要求观察其一般发展趋势,避免个别偶然现象的干扰,故也体现了总体观。
2.变异思想。
统计研究同类现象的总体特征,它的前提则是总体各单位的特征存在着差异。如果各单位之间不存在差异,也就不需要做统计,如果各单位之间的差异是按已知条件事先可以推定,也就不需要用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就是要认识事物数量方面的差异。统计学反映变异情况较基本的概念是方差,是表示“变异”的“一般水平”的概念。可以说,均值与方差这两个概念分别起到“隐异显同”和“知同察异”的作用。平均与变异都是对同类事物特征的抽象和宏观度量。
3.估计思想。
估计以样本推测总体,是对同类事物的由此及彼式的认识方法。使用估计方法有一个预设: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性质,样本才能代表总体,但样本的代表性受偶然因素影响,在估计理论对置信程度的测量就是保持逻辑严谨的必要步骤。
4.相关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变化中,经常出现一些事物相随共变或相随共现的情况,总体又是由许多个别事务所组成,这些个别事物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所研究的事物总体是在同质性的基础上形成。总体中的个体之间、这一总体与另一总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相关概念表现的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5.拟合思想。
拟合是对不同类型事物之间关系之表象的抽象。任何一个单一的关系必须依赖其他关系而存在,所有实际事物的关系都表现得非常复杂,这种方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势的拟合。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趋势,趋势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体现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6.思想。
统计方法总是归纳性的,其结论永远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基于局部特征和规律所推广出来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可信,检验过程就是利用样本的实际资料来检验事先对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假设是否可信。
统计工作应包括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统计分析、统计信息应用和发布等D 个环节;而作为统计工作成果的统计资料显然应包括调查的原始资料,整理的系统资料和分析的深度加工资料;统计学研究统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研究统计资料的可行性、可信性和可用性。3个涵义之间存在着严密的辨证关系。
统计工作的5个环节中,设计是基础,说统计学是方法论的科学,最主要的就体现在统计设计上;统计工作能否达到目的,关键也在于设计。若把统计工作看作是产品生产过程,统计设计就相当于产品设计,统计调查就是施工,统计整理就是组装,统计分析就是质量检验与分析,统计信息应用与发布就是广告宣传与销售。每一环节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设计和分析是技术性、理论性最强的工作,统计的特殊功能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环节上。统计设计实际上是告诉操作者怎样去调查,怎样去整理;分析与信息发布就是告诉用户统计可以达到什么目的,而这些目的是别的专业达不到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对统计如此重视,联合国为什么专门设立统计委员会,关键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今天的社会,统计已相当发达,无论是资料搜集方法研究,还是统计规律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或者说认识统计总体。统计工作者从调查开始到整理出对外服务的系统资料,这一过程使人们对统计总体的外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再从数字后面找出内部特征,就能总结出现象发展的规律性,结合社会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可以提出管理社会经济的有效建议。统计指标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由统计指标所核定的数量是有科学涵义的,指标之间是有严密分工的。因此,统计分析是别的分析所不能比拟的。
统计学虽然在20 世纪已经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 但还没有成熟为一个具有完整稳固基础的知识领域, 因为就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其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是如此之大、我们所面临的未知是如此之多而不得不需要不断夯实和拓展其学科基础, 以保证统计学定量认知的职能与功能。所以, 从人类不断增加和提高的对统计的要求出发,我们要更强调多学科的交叉与相融, 要不断汲取其他相关学科例如数学、复杂系统科学、混沌学、仿真学、计算机学等的最新发展成果来补充、拓展统计学的基础, 否则,统计学的发展就会缺乏生命力, 就会裹足不前。
在市场经济时期,全面系统的统计工作却需要具有一定统计业务基础、专业技术和相对固定的统计人员来完成。相对稳定的统计队伍,可以积累经验,为企业管理做出更大、更快捷的贡献。如果责任心不强、上进心不足、业务素质低下,势必贻误正常工作。统计人员要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同时,企业单位,行业系统,尤其是企业集团需要具有责任心、富有时代感,并有开拓创新精神与较高业务素质,能带领同事一道学习与工作的统计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人员应自尊,要自信、自强,方能自立。统计人员务必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争取创新,多出成果。与此同时,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应为统计人员创造机会,组织他们学习统计知识及相关的业务知识、法律制度和微机知识,支持他们参加统计工作会议,鼓励统计人员参加业务水平和技术职称的考试,引导他们积极提供统计资料,主动参与企业管理,对工作积极并有较大贡献或较快进步者,应该及时给予表彰。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计学在我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重视,统计思想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统计工作将会不入更高的一层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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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已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分析研究,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与途径,已成为新时期高校的崭新课题和艰巨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媒体时代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机遇和挑战,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合理有效地运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学科内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对策
新媒体是指相对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凭借数字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形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新媒体对于学生群体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学习的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改变上。
(一)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使用更加广泛。通过调查得知,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并使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商品,但对传统媒体的使用率偏低。智能型手机的普及深受以90后为主的大学生的青睐,使得手机成为当代大学生的首选媒体,普及率最高。与此不同,报刊、杂志和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形态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手机等新兴媒体。
(二)新媒体虽广泛使用,但认识效果不佳。通过调查,发现大理学院大学生新媒体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问卷对象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媒体,但提及对新媒体的认识情况,普遍认识度不高。虽然这些大学生已经较为普及并且广泛使用这些新媒体,但是他们的对新媒体的概念等知识素养还不太高。
(三)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交流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手段。大学生最常使用新媒体中的哪些功能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问题,数据显示,在经常使用的网络媒体中,即时通讯工具,如QQ、人人、微信等是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网络媒体,说明了新媒体俨然在大学生人际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网上游戏和影视娱乐活动也成为了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积极方面。新媒体的种类繁多,使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例如,时下非常火爆的微博、微信朋友圈、MSN、FACEBOOK等即时通讯软件。再如,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可以组建一个QQ群,在群里面畅所欲言,抒发自己的观点,更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彼此在现实世界加深了解,这就使大学生的交友范围变得更广。
(二)消极方面。新媒体同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日趋减少,长此以往,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技巧降低,使人们变得冷漠。过度沉溺于网络,也会弄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由于大学生知识面较窄、经验不足,对新媒体中的大量信息无法较好地进行过滤,使一些低俗信息给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还有大部分被调查者反映,新媒体使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侵犯。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特别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带来的影响,努力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努力使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新媒体技术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全面把握学科前沿内容,了解同学科甚至是跨学科学者的想法、观点,扩展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为自身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网上与学生进行实时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样的,学生群体也可以通过新媒体这一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不但丰富了课余生活,也可以在网络上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互相进行交流。
(二)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新媒体信息的复杂性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网络世界中的信息有时候难辨真假,大学生可能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传受双方是平等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这就导致了信息的鱼龙混杂,对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媒体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观念,要结合新媒体的具体特点来展开工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认识新媒体,了解新媒体的特点,提高自身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二)积极开展工作,占领网络虚拟阵地。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意识,创办有特色的并受大学生欢迎的活动,例如创建特色校园网,定期举办活动,吸引大学生的目光。在举办网络活动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达到育人的目的。在这方面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作为引导者去和大学生交朋友,要坚持地位平等的原则,而不是站在管理者的高度去塑造大学生。
(三)发挥新媒体优势,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新媒体的自由平等性打破传统教育过程,可以利用QQ、微博、微信、聊天室等新媒体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流,可以进行个别的工作,也可以进行群体的工作,这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很难达到的。
总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直面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将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才能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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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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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既十分重要,又相当难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相对疲软的状况,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对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的我们迎来了信息时代,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涌现出微信、博客、微博等各种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有很大影响,尤其体现在高校大学生身上。新时期下,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人物应积极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文主要结合新媒体的基本特征分析了新媒体对于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几点改进对策。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 新媒体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为社会的生产、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新媒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及人们生活中。其中,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是大学生,新媒体的应用使大学生的生活更加丰富,视野也更加开阔,学习到的知识更为广泛,但是新媒体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很多大学生由于思想观念尚未成熟一味的沉迷于网络,忽略了现实社交,导致人机关系处理能力较差,甚至有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因此,新媒体下,高校辅导员应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能够正确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大学生的良性发展。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个人生活休闲时间较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少。新媒体的发展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平台,人们可以以QQ、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介获取信息,和他人交流。大学生常常会通过这些新媒体媒介获取各种信息,而且也会通过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中间环节较少,具有扁平化的特征,一般是点对面或者点对点传播,因此具有传播效率高、传播速度快等优点。但是网络发言并没有设定门槛,加上缺乏有效的网络信息监管,导致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质量低下,大学生的思想很容易受到一些劣质信息的影响。
1.新媒体的发展丰富了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也更多。首先,应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可以组织班会、讲座等方式向大学生们讲解关于媒介素养的相关内容,同时应积极开展各种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或者可以尝试在寝室文明建设工作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内容,使媒介素养教育更加生活化,使大学生能够在寝室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其次,辅导员应做好网络信息管理及监控工作,一方面应实时跟踪监控网络信息,并且全面分析这些网络信息是否会对大学生造成不利影响,及时做好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另一方面,辅导员应密切关注大学生的信息发布情况,时刻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共同建设一种文明、和谐的网络氛围。
2.新媒体进一步拓展了辅导员的工作平台
以往高校辅导员主要是通过电话、短信或者是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和学生联系、交流,进行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媒体发展后,进一步拓展了辅导员的工作平台。辅导员可以更快、更好地和大学生进行沟通,可以大大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流失,提高在信息传递的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因此,新媒体的推广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改革带来了福音,有利于提高辅导员工作的实效性,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发布信息,提供及时的服务、教育、管理。
3.新媒体发展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要求更高
传统的媒介传播一般都是真实可触的方式,新媒体传播虽然加快了信息传递效率,但是缺乏真实性,这种虚拟的网络交流平台很容易使大学生产生人机关系危机、信任危机,使大学生出现现实人际交往障碍。目前,很多大学生宁愿在虚拟的网络交流平台交流,而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面对面交流,刻意回避现实人际交往。另外,近年来网络诈骗案越来越多,很多不法分子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通过网络获取他人的信息安排诈骗活动,使很多大学生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逐步成型的重要时期,思想并不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网络平台上的一些不良舆论会使大学生对是非判断的标准发生歪曲,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有的大学生甚至会自甘堕落,因此,辅导员应指导大学生学会正确鉴别网络信息的真伪。
1.充分利用新媒体
新媒体环境下,辅导员应充分意识到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媒体下发生的变化,转变传统的师生关系观念,和大学生建立一种互助、互动、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引导大学生构建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校园文化。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交流、沟通,使学生能够大胆抒发自己的想法,做到敢想敢干,这就要求辅导员充分掌握新媒体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断引进新的媒体工具,并且以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开发新媒体内容,通过新媒体传播平台向大学生传播一些正能量信息。
同时,在推送信息过程中,辅导员应充分了解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另外,最重要是引导大学生养成强烈的法律意识,形成正确的网络应用理念,在新媒体平台上不随意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信息,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2.学习网络语言,加强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也兴起了网络流行语言,如果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辅导员能够合理地应用这些网络语言,会使大学生倍感亲切,顿时拉近和大学生之间的距离,赢得大学生的信任。比如,辅导员可以建立自己的博客平台,在博客上及时发布一些国家最新出台的就业政策等和大学生密切相关的信息,可以使大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就业形势,掌握全面的就业信息,提前做好就业准备。又如,可以安排辅导员进行网络值班,定期、定时通过网络平台解答大学生的疑惑,学生们可以匿名提出问题,这样有利于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也有利于辅导员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加强网络监控力度
辅导员应进一步加强校园网络信息监控力度,并且积极组织网络文明教育活动,有机结合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大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引导大学生共建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同时,辅导员应以监督、承诺等方式严格审查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以及大学生应用网络的情况,全面筛选出网络毒素,提高新媒体平台的信息质量。
综上所述,新媒体下,基本上每一个大学生都加入了网民的行列,辅导员应充分意识到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目标,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应用新媒体,构建一种文明、健康的新媒体网络环境。
【新媒体对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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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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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庞大的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透彻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将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危机的缓解及新道德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文凭、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p#分页标题#e#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着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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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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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墨子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效的帮助劳动阶级群形成了有效的价值观念,甚至在当今社会,墨子的哲学思想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涉及政治、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但是孔子的哲学思想,诸如“仁学”思想、天命观等则更为鲜明和具有代表性。孔子生当春秋战国时代,正值中国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周天子已失势,王室衰微,诸侯大夫专权,烽火连年,人民陷入?易子而食,析骸以衅?的境地。所谓?春秋二百四十四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天下无道,人欲横流。一方面是奴隶制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封建制正待建立。旧的尚未完全崩溃,新的又未完全建立。社会在动荡中急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用以匡正被弄混了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既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又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潮流。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是“道”,主要内容则是辩证智慧和方法论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道家的哲学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
毛泽东善于用朴实的生活事例和历史典故来表达深奥的哲学道理,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哲学思想开辟了中国哲学通俗化的先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吸收和内化,并赋予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度挖掘和继承发展,运用其优秀的资源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其从形式到内容皆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劳动人民的理论需求与接受心理,运用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要素、文化特性、价值标准、行为准则、言语表达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客观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果,包括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以及一些富有哲理性的故事、成语、名言警句等,运用中国文化特有的语言组织方式和逻辑思维习惯,重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人们已经熟悉了的、习惯使用的、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的词汇与传说故事或诗词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或文字把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把难以理解的哲学理论,转化为简单的、具体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通俗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系统化、具体化了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作用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体化了的实践哲学。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实践为主的哲学理论。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融合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特别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实践活动中的方法论问题,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点论、两条腿走路、“解剖麻雀”和开现场会等,使哲学真正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这一实践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第一,世界观的转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静止的或是循环往复的,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极大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改变了中国人民传统的世界观。第二,确立了民本新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王权是“天道”的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毛泽东则强调,人民群众、只有劳动群众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过程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展过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社会发展的缔造者。第三,人人平等思想的形成。儒家传统文化中伦理纲常的等级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和处事方式,毛泽东则以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为基础,指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使得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互相团结的集体文化与平等主义思想,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姻关系及其行为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构成与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结成的关系皆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将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以及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哲学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些哲学思想不仅在当代社会产生的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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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的民族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提出不能把民族主义笼统的看做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而是要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还要区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良莠成分。与此相关联,列宁还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列宁的这些观点,不仅在指导中国反帝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影响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列宁;民族主义;中国
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否。作为民族问题的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民族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对民族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本文试图阐述列宁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探讨他的这些观点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哪些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出现于文本中则是在1844年,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它民族更加优越。当然,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会有对民族主义的不同定义,对此,革命导师列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深远影响。
列宁的民族主义观可以以十月革命为界分为两部分。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认为民族主义始终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即煽动、驱使人民排斥、歧视以致压迫、掠夺其它民族,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谋取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明确反对这种民资主义。后来,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直接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想法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中获得成功,列宁认识到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民族、国家还很落后,这一切促使列宁改变了他对民族主义原有的看法,他不再是笼统的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政策和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将民族主义分开来。
首先,列宁指出:“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为此,必须在原则上划清这样的界限:“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这也就是说,应当对不同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别对待,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支持的是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的是反动的民族主义。
其次,应当注意鉴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良莠成分。并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其中的积极成分。针对卢森堡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而忘记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点,列宁中肯的地指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族主义的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阶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在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所以,在列宁眼中,我们不应当全盘否定民族主义,应当得到支持,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试图谋求特权的民族主义,而积极的因素我们仍然应当支持。
民族自决权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它的含义是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是,列宁提倡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主张民族自决,并不是鼓励、支持民族分裂,而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独立自由、分离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分裂,或者想建立小国,恰恰相反,我们是想建立大国,使各民族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相互接近乃至相互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这种基础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在1869年主张爱尔兰同英国分离,并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将来爱尔兰同英国结成自由的连盟,不是‘为爱尔兰主持正义’,而是为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同样,我们认为,俄国社会党人如不在上述意义上要求民族有自决自由,那他们就是直接背叛了民主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决观念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成果,民族自决推动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民族自决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殖民地人民反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强大武器。列宁首先提出了在殖民地背景下的民族自决理论,20世纪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世界的浪潮,饱受压迫和残暴统治的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在这一段时期中,列宁的民族自决成为广大人民反抗压迫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此后,在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民族自决权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贡献是最大的,形成了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著名论题。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是各被压迫民族拥有摆脱压迫民族统治获得独立的权利,建立本民族独立的国家无疑是殖民统治下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压迫已经消除,民族自决权的作用并没有就此停止。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由要求摆脱压迫获得独立转变为承认各民族人民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民族自决权的形式在这时变成了民族区域自治。
列宁主义是我国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列宁的民族理论它不仅在指导我国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重大的影响。
孙中山早年的民族思想中有着浓重的“反满”气息,这从他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1904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同年10月的《<民报>发刊词》中他将这个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旧民族主义”。然而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就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旧民族主义”发展为“新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反满”,而是“反帝”。孙中山还认为世界各民族不仅平等,而且要互相帮助。促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向前发展的因素,除了他自身深化了对封建专制政权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列宁的民族思想的影响。
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的全世界已经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了殖民体系,所有遭受压迫的民族都应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作为民族革命的首要任务。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反帝也是当时的中国首先应当完成的任务。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孙中山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由“反满”转变为“反帝”,排满思想渐渐减弱,并且重视恢复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与之前人们的观点不同,列宁认为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而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紧密相连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的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中有如下阐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力量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也做出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最后没有成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历史的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膀上。而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的一系列论述,无疑给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开展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是与广大农民结成坚实的联盟,团结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逐渐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上。
列宁民族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自决权,即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权则主要表现在各民族人民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交往历史,发展到现代,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所以各民族间的统一始终是主流。而如何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实现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让少数民族尽可能多的拥有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是促进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从实际出发,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即各少数民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这包括立法权、对上级国家机关指令的变通权、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经济建设的自主权、发展教育科技的自主权、保护环境的自主权等等。中央政府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如此丰富的自治权,就是为了尽量能够使少数民族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利。
总之,虽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提出的,但他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当时的社会。民族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需要研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此指导下完善自己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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